《》（合订本）后记（第1页）

　　《雅舍小品》于一九四九年初版，收小品文三十四篇，续集于一九七三年出版，三十二篇，三集于一九八二年出版，三十七篇，四集于一九八六年出版，四十篇。四集合订，共计小品一百四十三篇。写作出版的经过略如下述。

　　抗战期间，我在重庆。“五四大轰炸”那一年，我疏散到北碚乡下。吴景超、龚业雅伉俪也一同疏散到北碚。景超是我清华同班同学，业雅是我妹妹亚紫北平女大同班同学，我和他们合资在北碚买了一幢房子，其简陋的情形在第一篇小品里已有描述。房子在路边山坡上，没有门牌，邮递不便。有一天晚上景超提议给这幢房子题个名字，以资识别。我想了一下说：“不妨利用业雅的名字名之为‘雅舍’。”第二天我们就找木匠做了一个木牌，用木桩插在路边，由我大书“雅舍”二字于其上。雅舍命名缘来如此，并非如某些人之所误会以为是自命风雅。不过雅舍本身也确是不俗。和我们常往还的不是诗人便是画家，如李清悚、朱锦江、尹石公、彭醇士、陈延杰等。有一次雅舍宴集，酒后茶余，逸兴遄飞，彭醇士当众吮毫染翰，画了一幅《雅舍图》，笔酣墨饱，元气淋漓。陈延杰随即题诗

　　一首，我记得是这样的：

　　彭侯落落丹青手，

　　写却青山荤确姿。

　　茅舍数楹梯山路，

　　只今兵火好栖迟。

　　诗曰“衡门之下，可以栖迟”，可怜雅舍却连衡门也没有。几间茅舍，开门见山，唯有两棵高大的梨树在半山腰上站岗。但是我们在雅舍度过了七八年，晏如也。

　　我的朋友刘英士在重庆主办《星期评论》，邀我写稿，言明系一专栏，每期一篇，每篇二千字。情不可却，姑漫应之。

　　每写一篇，业雅辄以先睹为快。我所写的文字，牵涉到不少我们熟识的人，都是真人真事，虽多调侃，并非虚拟。所以业雅看了特感兴趣，往往笑得前仰后合。经她不时的催促，我才逐

　　期撰写按时交稿。

　　《雅舍小品》刊出之后，引起一些人的注意。我用的是笔名“子佳”二字。有不少人纷纷猜测这子佳到底是谁。据英士告我，有一天他在沙坪坝一家餐馆里，听到邻桌几位中大教授在议论这件事，其中有一位徐仲年先生高声说：“你们说子佳是梁实秋，这如何可能？看他译的莎士比亚，文字总嫌有点别扭，他怎能写得出《雅舍小品》那样的文章？”又有我的北大同事朱光潜先生自成都来信给我，他说：“大作《雅舍小品》对于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之上。”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，我的写作与翻译，都只是尽力为之，究竟译胜于作，还是作胜于译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

　　《星期评论》后来停刊，但是《雅舍小品》仍然继续写了下去，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我回到北平，才把散见于几种刊物的小品辑为一册，交商务印书馆印行。我生平不请人作序，但是这个小册我欲请业雅写了一篇短序。这是民国三十六年的

　　事了。

　　商务印书馆在北平设有京华印书厂，《雅舍小品》即由该厂承印，我就近亲自校了两遍，但是鲁鱼亥豕仍难全免。清样校毕之后久久不见该书出版，质诸商务北平分馆，承他们直言相告，当时通货膨胀，物价飞腾，印书纸亦属重要物资，其价格一日数涨。如果印成书籍，则书籍不能随纸张之价格而上涨，损失太大。他们劝我少安毋躁，等物价稳定之后再行付印。“洛阳纸贵”于此乃得另一诠释。文章不值钱，信然。

　　一九四八年冬，我匆匆离开北平到了广州，幸而行笥之中夹有《雅舍小品》二校校样。一九四九年我来台湾，时刘季洪先生主正中书局编审部，有一天他来看我，问我有无稿件待印，我就把《雅舍小品》二校校样交给他了，很快的就印了出来。《雅舍小品》没有广告，我曾质问正中书局的一位店员，他说：“好书不需要广告。”事实上《雅舍小品》迄今已销行四十多版，香港台湾均有盗印本。我很明白，畅销并不一定证明书的内容好。《雅舍小品》之所以蒙读者爱读，也许是因为每篇都很简短，平均不出两千字，所写均是身边琐事，既未涉及国是，亦不高谈中西文化问题。《雅舍小品》续集及三集均是应正中蒋廉儒先生之邀而编印的。四集及合订本是承颜元叔先生、梅新先生的好意予以出版的。我对于正中书局前后主持

　　编务的几位朋友深为感谢。

　　《雅舍小品》本来封面没有图案。自第三十版起，改用老五号排印，始得正中书局的王维安先生绘制封面。王先生是国画名家，所绘山水苍润秀丽兼而有之，为拙作生色不少，在此

　　一并志谢。

　　我引以为憾者，是特别爱读《雅舍小品》而又为之撰序的业雅根本没能看到此书之印行。“十年浩劫”之中，景超、业雅均饱受折磨，患癌而殁。如今合订本印行，缅怀往事，心有

　　余哀。